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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校服

寓道衣冠：1934年上海統一校服運動

2013-12-25 15:04:00

1916年，12歲的林徽因（右一）與同學穿培華女中校服留影。
一說起民國的學生，大家腦中多少會閃現出長衫款款藍衣飄飄的一腔文藝范。不過，真要說清民國的校服樣式，恐怕也挺復雜。

就大學而言，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圣約翰大學之類的畢業照上，學生都是金絲眼鏡，西裝筆挺，頭發一絲不亂，一派商界精英的模樣；而“金牌子”交通大學，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則肯定是一水的中山裝，時代氣息濃郁。據清華大學1928年《清華周刊》上對本校服裝形式做的統計，在北京號稱“洋氣”的清華學子，穿長袍的有63人，西裝有34人，馬褂有4人，學生裝有6人。

1930年代，上海育才中學的學生“須備校帽，在操場上必戴之，途中設遇師長，須脫帽致敬”。圖為一名育才中學學生戴校帽的自畫像。
上海作為近代教育的發源地，中小學學生制服引領全國。早期工部局西童學校沿襲英國公學的校服傳統，必須為學生制裝，穿著統一校服，而上海的這類校服采用進口毛呢料，與當時英國校服并無差別。

辛亥革命后，出現了日本式學生裝校服，還有中學小開混跡各大公園和舞廳，當時稱為“禮拜六西裝派”。而幼兒園（幼稚園），則更加混亂。1931年《新家庭》雜志介紹上海情況：“某幼稚園教務主任，校中有幼生三十人，而一加調查，則穿開襠褲者，竟達二十二人。”有學生穿僧服，因為過繼給菩薩，還有腳上套二個鐵圈的，形同腳鐐，家長說“不如此者，恐將逃去也”。

從“長袍”到“陰丹士林”

在1930年代之前，上海各校校服可以分為幾大體系。南洋模范中學及其附小，由于其童子軍著稱于世，童子軍軍服也成了低年級事實上的校服，童子軍運動的勃興也帶動其他不少學校規定學生必須有一套童子軍軍服可參加會操。位列工部局四大華童公學之列的格致公學，學生普遍穿著馬褂，并無硬性規定統一校服，不過其校內按照英國公學制所劃分的四大學院卻都有自己色彩不同的院帽。而另一所育才公學，在其《上海市工部局育才中學校規》第一條為：“凡本公學學生須備校帽，在操場上必戴之，途中設遇師長，須脫帽致敬。”育才公學的校帽帽前有鴨舌，上面配有?；?，畢業班的帽子頂部還有一個紅圈，作為標識，稱為學長帽。學生一旦戴上學長帽有許多“特權”，在校園里就算是個小先生了。老牌教會男校圣芳濟學院與徐匯公學即使到1940年代，學生依然是一身長衫，一副傳統讀書人的做派。

至于教會女校，郁仁方在《圣瑪利亞女校學生生活》中回憶：“本校沒有一定的制服，平時所穿的都是樸素的家常便服，不過上體操的時候，就都換上了白色的運動衣，胸前制有藍色的記號，下面穿了黑色的操褲。赳赳武夫的樣子，正是巾幗英雄。”在畢業典禮等大場合，中西女塾學生都會統一穿上白旗袍，不過，這與平日里作為上海各大報紙雜志流行焦點的形象有點不符，1926年有人公開叫板：“北四川路某廣東女校，規定國貨藍布旗袍為校服，女生來往路上頗為注目，深能表現貞靜樸素，誠可風也，中西女塾之姐妹以為如何？”

1929年《圖畫時報》上的上海中西女塾學生，在畢業典禮等大場合，中西女塾學生都會統一穿上白旗袍。

這“頗為注目”的國貨藍布，指的是隨即于1930年代起在上海乃至全國大為流行的陰丹士林布。陰丹士林原本是一種德國顏料名，由于藍色的陰丹士林布可以歷經我國傳統甩砸捶打等原始暴力洗滌而“永不褪色”，更加上國貨的稱號，被極為推崇，也成了制作學校制服的“基本料作”。
1936年，一位叫趙良的無錫老師為學校整齊美觀起見，學上海學校，特給全校做一色一式的校服，“就仿效華童公學的大體學生，以‘陰丹士林’色布做秋冬咸宜的長衫。”他派人趕到上海去購布十五匹。因為民國《服裝條例》規定長衫的下擺距腳踝只六寸，實在太費布料，回來發覺沒買夠，就偷懶在本地買了普通藍布，而這類藍布，被學校裁縫憤怒地視為山寨貨：“新的時候，雖頗美觀，但一落水就走色了。”“所以我們要買不落色的真正陰丹士林色布。”

這種陰丹士林布做的藍色長衫，作為清代私塾書院里讀書人的傳統服裝，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最早的學校校服，“長衫黨”之歷史源遠流長，可謂國粹。在魯迅先生的小說里，阿Q、孔乙己盡然落魄，那一身長衫是斷不可脫的。

1936年吳用九于《進修半月刊》一文痛陳中小學學生穿著長衫的弊端，“新生活運動中，首重生活紀律化，對于服裝自非注意不可。”“衣服可以變易一個人的外形和精神：著上某種制服，則姿勢優美，精神充足；著上馬褂長衫，則老成持重，舉動笨緩。”“如欲兒童有活潑之精神，馬褂長衫，不相宜，應加改革。”“如能一律穿短衣，讀書人宜穿長衫，長衫黨之陳舊觀念可以消除，學校中貧富階級，形式上亦可打破。兒童現出勞動之身手，教育現平民主義的精神。”

愛國的統一校服
1934年，國民政府開始在全國轟轟烈烈地推動“新生活運動”，這場運動以學校成為中心和基地，統一校服成了一個能迅速改變學生面貌的舉措，既兼思想教育又兼國貨宣傳，遂被重視起來。

最早推動校服統一運動的為各省“服用國貨委員會”，其后由教育部統一指揮，各省教育廳用行政命令強力推進，制定時間表及實施細節，以求兩年之內將學校面貌一新。

1934年，蔣介石政府發起“新生活運動”，其中包括統一校服。圖為當年上海交大畢業生合影，他們一律穿中山裝。

相比之下，上海教育局對于推廣統一校服，雖理由所有側重，但力度照樣強硬：“日前曾召集中小學校校長開會征詢意見，大體均已決定，惟高中男生制服，用學生裝抑中山裝，軍帽用硬頂抑軟頂，業由市教育局電部請示，一俟得到復電，即可決定，公布施行。”9月12日《申報》刊載《中小學統一制服后各廠號競送制服樣品》：“市教育局頒布本市中小學生制服統一辦法后,各廠號多到局索取該項辦法,趕制制服樣品,以便送局審查,惟此項樣品,必須絕對采用國產質料。”1935年上海立達學園制定《限期完成統一學生制服辦法》。“各級學校學生須穿著規定之制服，教育部早有明令。近日上海市教育局又嚴令所屬各校限期完成統一學生制服，本學園決自下學期起，厲行統一學生制服。”按照這份規定來看，初高中男女生都需準備三套制服。比如高中男生需灰色呢學生裝一套（連帽），六元，灰色呢大衣，駱駝絨里子，價約八元。黃布學生裝兩套（連帽），六元，而當時工人一個月工資也就是五元。“以后高初中女生之外衣，除用制服外，不得穿著其他任何衣服。至高初中男生，則長袍長衫等便服概不得帶至學校。”

劃一的校服，劃一的精神
盡管1934年后，上海全市至多只有三分之一學校實行了新校服制，然而，在抗日救國的高漲環境下，統一制服之下，學校急速地開始了愛國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培養。與新生活運動相結合，升國旗、晨會課制度、三民主義黨課乃至洗澡須用冷水都成為學校教育的內容，這種“樸素”作風與意志的磨練成為學校對學生愛國主義與集體主義教育的必然表現。

時位居江蘇中學之首的江蘇省立上海中學堪稱典范。張根法于1936年第3卷第3期《青年月刊》《“教”“訓”“軍”合一的江蘇省立上海中學》一文記敘道：“學生的制服都嶄齊一律，高中生全體是草黃色學生軍制服，女生全體是‘青一色’的旗袍；初中則全童子軍制服，別的雜色衣服不但不能在校中穿，而連在寢室內掛在衣架上也是不容許的，不然就有‘吃大菜’的危險。”“全校學生一律實施嚴格的軍事訓練，因此在生活上所表現的都是嚴肅整齊，男生全體是剃光頭或平頂……校長及導師以身作則，不穿洋裝，改成光頭，完成（全）與學生打成一片，除年齡能斷定這是先生外，其余完全是學生化。”

1934年，“中國童子軍總會”在南京成立。童子軍的服裝也是當時中小學校制服的一部分。

文章介紹道，學校的普通一天是這樣開始的：“學生一律早睡早起，在五更雞啼，天剛發白的當兒……以短促二十分鐘時間作為學生洗漱，整理內務及打掃寢室的時間之總和。‘考美’的運動，由各常務導師值日檢查，清潔。”“接著很快的集合號又大大地吹著，以三分鐘為集合的標準時間，在一個大操場上先行舉行升旗儀式，接著練習體操，再跑完三大圈。“態度是嚴肅的，就沒有談笑風
氣的情況，只能得到一二三四或大家努力的口令從近二千個青年男女喉嚨中所發出的雄壯”。等到跑步停止，用高亮的聲調唱“我校所特有晨會歌，最后大家咬緊著牙齒，捏緊著拳頭拍掌嗔怒地喊一聲‘不要忘了九一八’每天的晨會才算結束。”“吃早飯，總務長的口令‘挨次序，目標飯廳，便步走’。再等執星官吹一聲警笛的聲音，大家方努力加餐。幾位訓導先生虎視眈眈地監視著，決不能講半句話。”

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在南昌行營擴大紀念周上講演《新生活運動之要義》：“我現在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是什么？簡單的講，就是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能夠徹底軍事化！……勇敢迅速，刻苦耐勞……能隨時為國犧牲！……養成這種臨時可以與敵人拼命為國犧牲的國民，就要使全國國民的生活軍事化。所謂軍事化，就是要整齊、清潔、簡單、樸素，也必須如此，才能合乎禮義廉恥，適于現代生存，配做一個現代的國民。”

所以，一位王橋在《教師之友》寫道：“我們盡可以規定同一色調的，用最便宜的國布做的普通衣服來做校服，不必求其新，只求其清潔就可以。穿上整齊一色的普通清潔衣服，一樣的有精神可以劃一服裝。”

來源：《東方早報》，有部分刪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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